民生证券副总裁、研究院院长管清友:钝化的周期之刃与股权投资新机遇 - 人物访谈 - 广东省创业投资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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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副总裁、研究院院长管清友:钝化的周期之刃与股权投资新机遇

发布时间:2017-04-12 10:34:05来源:作者:

今天着重讲这几个方面,三个约束,三个扭曲,三个失衡与三个对策。
先讲三个约束,刚才李会长从实践者的角度讲了很多特点,各位企业家长期在一线做具体的投资决策,肯定有很多感触。关于内外部环境,关于中国经济的特征,这些年讲了很多,我给大家提纲挈领的总结一下。

这三个软约束可能也是未来,应该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基本的特征,可能长期都不会变,这种基本的特征,其实是决定了在投资当中,用我们的自己的方式,而不是说照搬很多同行、或者海外其他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三个软约束,第一个是货币发行的软约束。

第二个我叫他叫风险分摊软约束。第三个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软约束。
我先说这个第一个软约束就是货币发行的软约束,我们的货币发行和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和美国、欧洲的中央银行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货币发行,很多人总结叫递根决定票根。很多经济学家总结,其实发改委决定货币发行,发改委批项目,地方政府批土地,项目出来了之后倒逼中央银行发行货币,这是一种模式。
后来我们看到的是外汇储备的倒逼货币发行,因为我们所谓的资本和经常项目双顺差,双顺差真进来之后就要结汇,结汇之后就倒逼货币发行,以后这种机制慢慢地变了,但不管是哪一种机制,我们看到我们的货币发行都是一个软约束,我们是货币发行是一个目标制的,比如说刚才春洪会长也提到这个问题,我们每年确定M2的增长速度,我们是目标的,是没有国家债务做基础的,在国外生活很多年的企业家、投资家可能都有这个这个感觉,其实实事求是的讲,从货币发行的纪律性和约束性角角度讲,以债务作为基础的货币发行,其实它的约束性更强,而我们的这个货币发行实际上是软约束的,那么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在2007年我们的M2的余额是大概不到47万亿,那么今天我们到2017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M2的余额已经到了155万亿。
这个我们讲货币之水也好,那么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投资决策,而且这个流动性一旦放出去,它是不会消失的。
它会在不同的资产里头体现,包括我们今天大家所从事的VCPE的这个工作,那么这是第一个软约束。
第二个软约束是风险分摊的软约束,什么叫风险分摊的软约束?
我们发现今天我们看到的金融风险,实际上和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基本类似,从机制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比如说国有企业问题、银行的不良问题、三角债问题、企业的高杠杆问题,七十九十年代中后期我们都遇到过,这里头年纪稍长的各位领导应该是知道这个这个过程。
我们当时怎么解决的?清理三角债让国有企业破产,然后完了之后给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怎么补充资本金呢?通过外汇储备,其实外汇储备通相当于变相的发钞,那么国有银行没有消失,国有企业有一部分破产,其实大部分没有破产,那么我们今天面临的这个对国有企业的这种处置,应该说呢比上一次,比90年代中后期的力度还小,很少有国有企业作为退出市场,
从宏观层面上看,这种分摊风险实际上就是从国有企业的风险转移到国有银行的风险。
从对于政府来讲,这是左兜到右兜,这里头我们看到,只有都是在国有体制之下能解决这种目标,而且我们这种情况还会一直坚持,那么从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从国有银行的改革的思路来看,基本上国有化的这种色彩呢会加强不会消失。这个也是我们要客观承认的一种现实,所以我们的金融风险实际上是变相的在不同的机构里头,从企业到银行,我这里是泛指,它实际上是分摊的。
那么怎么解决分摊的成本问题?那无非是向上一次我们这个90年代中后期那样的搞法,搞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期待着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起来之后,把不良资产在转或者好的这个资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由于我们在货币发行里的这种软约束,通过发钞实际上稀释掉了债务,这个机制基本上是没有变的。
所以我们看到,大家都在12年以后喊金融风险,其实我们没什么金融风险,关于地方债务问题,财政部发了43号文件,把城投公司的债务和政府债务做了切割。
 
企业的高杠杆问题,我们用什么呢?债务置换债、转股这种方式来解决。
银行的不良问题,我们未来会用AMC这种方式,就是成立几大资产管理公司,包括鼓励地方政府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去解决,那么这些问题都会在货币的不断膨胀中逐步得到解决。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风险分摊机制,这种做法有没有恶果呢?
有非常严重的后果。后面我会讲到,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中国特色的一种处理方式,你说我们有什么金融风险?没有金融风险,有的只是道德风险。
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甚至于我们的VCPE。只要你的杠杆能够处理好,你不用担心会爆发流动性风险,一定会有人来救助你。
90年代中后期,广东算是金融风险的高发地,是由企业被叫停被破产,强制退出市场,总体我们发现是个个案,大部分金融机构其实没有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
这就是我们宏观面上看到的情况。我不是鼓励大家都去做高杠杆高风险的活动,我们看到这种机制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这也是中国特色的一个机制。
第三个软约束应该说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软约束,这个我不细讲,大家都知道。而且这个问题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所以为什么有很多西方的经济学家看不懂中国的这个国情,我觉得跟理解这些机制是有关系的,这三个软约束会继续存在,那么这种软约束会导致三个扭曲。
第一个扭曲是人力资本的扭曲。我们有严格的户籍制度,我们的城市化的思路实际跟现实的这种发展是矛盾的,我们想限制大城市,希望转移人口甚至驱逐人口,但实际上这和经济规律,和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这种基本的特征是矛盾的。也只有在内部我们可以讲,比如说京津冀的协同,你怎么可能驱赶的了人口?下硬指标要求地方政府完成指标,上海去年的净流入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但有什么用呢?没有用,一定会死灰复燃。这是由我们特殊的地区发展不均衡,由我们这种特殊的,所谓中央集权的基本性质决定的,所以人力资本肯定是个扭曲的。
第二个扭曲是土地的扭曲,我刚才讲这三个扭曲主要是集中在生产要素上。人力、土地、资本。我想大家在投资的实践过程当中都知道,农村的土地与城市的土地、城市的土地里头工业用地与商业用地,同地不同权,所以三中全会讲要逐渐解决中国同地不同权这个问题。所谓农村土地的三权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在真正的所有制这个问题上解决这个扭曲的问题。
第三个扭曲其实就是资本的扭曲,资本要素的扭曲。这个大家体会都很深,这资本资本方面的扭曲应该说表现形式非常多,比如说国有资本的扭曲。
国有企业借钱相对来讲更便宜更容易,所以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融资难融资贵也不是问题,中国的企业家实际上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群体,为什么呢?他们是在最严酷的、最恶劣的投资环境、经营环境之下,取得了非常好的业绩。
所以我丝毫不为中国的企业家未来扩展海外市场时的竞争力担忧,你都能在中国的投资环境之下生存,更何况你到了外国。但是我们知道当经济下行的时候,当经济区出现趋势性下行的时候,那么,企业经营的这种困难,双重挤压就出现了,这是资本的一种扭曲。
我们融资也一样,资本的扭曲还表现在什么呢?整个资本市场的设计上,无论是交易结构、交易制度、监管上其实出现了很多扭曲。这些扭曲一直在影响我们,比如说刚才张伟总提到的监管的问题,我们也不好评价这个监管机构,因为他们永远正确,你也没处说理去。我们遇到的很多情况就是:按照监管部门白纸黑字的要求报上去的材料,他可以直接打个电话告诉你撤回去,这种事比比皆是,这是不可控因素,你也不用去纠结,习惯了就好。
当然还有,比如刚才刘延东讲到的新三板的问题。沪深作为两大交易平台,其实最近大家也知道,我这两年一直在鼓吹这个新三板的事情,我基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希望这个北京这边成为第三家交易平台,或者成为一个独立的交易平台,没有必要从交易所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也没有必要把北京,把股转公司跟这个上海和深圳比较,时过境迁,现在已经物理空间已经不重要了。风险管理的多层次性,分立的监管才重要。
第三块我想讲讲三个失衡,最近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同志讲了三个失衡,刚才春洪主任也讲到了三个失衡的问题,周四我会去参加发改委主持的形势分析会。我总结三个失衡是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是供需内部的失衡。
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今天的失衡不是说单纯的总需求单不足或者是总供给不足,那么既面临总供给的不足,也面临总供给的过剩,即面临了总需求的不足,也面临总需求的过剩,所以大家看到的是百姓都出国旅游,大家都到日本去买马桶盖,我们庞大的需求一方面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我们还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这是我们三个软约束,三个扭曲最终导致的结果。
这是第一个失衡,第二个就是实体与虚拟的失衡,最近我看大家开始讨论,无论是官方的领导还是学界的学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的失衡其实客观讲,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同事应该感谢实体和虚拟的失衡,没有实体和虚拟的失衡,就不可能有股权投资市场在最近这些年如此迅速的发展,甚至出现了泡沫化的情况。肯定是泡沫呀,肯定会死掉一批企业,这个市场现在非常热闹。
而中国的VCPE跟欧美的不一样。中国的都很热闹,欧美市场这些成熟发达经济体的VCP他都很低调,当然不是说我们热闹不好。你观察这个现象背后,他一定是有有原因的,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诚信体系是缺失的,我们的监管体系是不完善的,所以他需要这些投资者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要解决信用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很多VC PE的投资家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到处演讲,成为明星,增加信息的对称性,增加你的信誉度,增加你违违约的成本。
但是从宏观面上我们看到实体与虚拟的这种失衡已经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8.5,欧美市场大概7%左右。我们这些年发展得太快,不是说他们一定是基准,但是我们看到了,一方面整个金融体系的膨胀,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萎靡不振,两方面原因都有,而我们这群人客观上讲是受益于整个虚拟经济的膨胀甚至泡沫的。
大家通过项目也好,通过融资也好,其实大家在这个泡沫过程当中其实已经享受到了泡沫。特别是2013年券商创新大会以后,一大批金融机构其实是受益的。尽管现在金融创新全面回潮,但实际上就这几年我们是非常受益的,大家其实是应该认认真真地感谢郭主席,事后发现我们自己扪心自问,这些年的金融创新并没多少。
那么目前看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失衡引已经引起了高层人士的担忧。所以这个失衡未来可能会通过逐渐地遏制虚拟经济的膨胀来解决,能不能遏制住?我觉得很难。
我们第一个货币发行的软约束没有解决,2008年以后整个的我们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变了,我们投资的背景变了。在2008年以前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流动性过剩、经济增长、企业盈利改善、股价上升、非常好的一个传统的繁荣周期。在2008年以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流动性过剩,不但是过剩而且是泛滥,是过度金融化,然后经济持续的下行,企业的盈利恶化,资产收益率的逐步下降。我们看到这个背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然更不用说我们的外部环境恶化了,刚才这个春洪会长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用了非常高超的外交手段处理朝鲜半岛问题实现了一个我们怎么想象都想象不到的结果就是:我们两边都得罪了,朝鲜半岛问题是我们这些年应该说我们外部环境恶化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当然我们内部环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投资来讲,短期投资是个常数,对于长期的投资来讲是个变数。今天,我们还真不得不认真地考虑外部地缘政治上的变化,当然,我们更不得不考虑2008年以后整个流动性过剩然后导致的过度金融化的问题。
所以这是实体和虚拟之间的这个失衡。第三个失衡,刚才春洪会长讲到了房地产的问题,我不详细说了,这肯定是一个问题。我看到的失衡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整个货币环境与创新环境的失衡。
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货币环境,尽管我们的M2增速已经调下来了,流动性一旦释放出去它是不会消失的,它只会表现的不同的资产、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这个基本面下表现出来。
2012年以后我们经历了什么呢?信托、股票、债券、房地产、大宗商品不同大类资产的泡沫。当然股权投资市场也是个泡沫,而且我觉得这个泡沫一点都不小。甚至出现了投资机构扎堆,比着谁能烧钱,谁能烧过谁的这种情况,我个人可能确实也没有什么互联网思维,我也不觉得这种是一个好的投资方式,浪费了大量社会财富。
那么这种宽松的货币环境之下,导致大量资产的泡沫,从泡沫的产生到泡沫的破灭,然后是市场的巨大起伏,导致企业的经营投资变得更加浮躁。人人都想暴富,整个创新环境恶化,而按照我们的特殊的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以及我们过往的历史,我们是不大可能采取1980年代美国里根当总统、保罗沃克尔当美联储主席时期,那种强力的紧缩货币的方式。
我们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过去几年看到,李克强总理一直在强调我们不搞大水漫灌,不搞强刺激,当然我们也不可能搞强紧缩。去年我参加总书记这个座谈会上,他自己讲了一句:我们考虑问题肯定都不是以纯粹的经济学问题,肯定是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这就是中国经济决策的基本的出发点,所以我们不可能搞紧缩,那我们没有搞强刺激,结果发现实际上我们整个流动性仍然是非常宽松的,我们不搞强紧缩,我们发现我们不可能解决这种流动性过剩、金融过度化的问题,至少短时间之内是解决不了的,这实际上对于今天在座的各位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因为过度金融化也好,流动性过剩也好,依然会持续非常久的时间。
那么离资本越近,直接掌握资本的人当然是受益最多的人。我们的融资环境总体上虽然略有提高,但是总体我们的融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钱是便宜的,钱是多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这种货币环境之下,没有人会真正的创新。资本市场,特别二级市场讲的所谓的核心技术、创新的技术,作为业内人士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正的创新非常难,特别是技术创新。一个创业公司辛辛苦苦几年,还不如在上海买一套房子,在北京买一套房子,怎么可能有创新?这种现象有没有问题?有非常大的问题,但短时间之内靠限购这些手段是没法改变的。因为我们土地制度不能动,货币环境是宽松的,怎么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要创新我们必须走出去。刚才邵杰会长也讲到这个问题,以色列、日本、美国、欧洲,我们要争取把它的核心技术买回来。
一带一路不是空话。当然,一带一路不是停留在国家的这个宏伟蓝图上。这就需要我们对技术和中国市场的消费升级有一个非常好的规划和匹配,也需要我们协会这样的机构去帮我们深入的了解这些国家的创新环境、这些国家的创业公司。
去年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正好与绍杰会长在那不期而遇,我们发现那儿有太多的中国人。我们也去参观了很多VR、AR、AI的这种公司,有时候我们觉得他们的创新好像也不比我们先进多少,我们在有些方面确实也还是有我们自己的这个一个独到之处的,但总体趋势我们看到,从VCPE的投资力度看,我们的这个创新环境总体是不行的,我们的最大优势是在还在于我们的消费群体,我们的市场。
刚才张伟总也讲到这个问题,挣外国人的钱是不好挣,他们的技术在国内可能只能卖到十块钱,我们15块钱买回来25块钱照样可以赚到,这就是中国现在得基本模式,我们可以不服气,但是得承认这种客观的现实。大家可以看看过去几年VCPE的投资项目,有些有些模式我不太看好。
包括过去几年很多VCPE机构,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也吃了头脑发热的亏。短期决策投进去了,还没等推出热潮就过去了,我觉得我们不要犯这样的错误。而且过去几年和我们广东创投协会的这个接触当中,我觉得我们还是非常务实的,比较理性。在整个VCPE现在仍处于泡沫化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保持一个理性的头脑。
第四个方面是三个对策。第一个就是加杠杆赚快钱,加杠杆赚快钱从投资机构、从企业经营这个角度来讲无可厚非。企业的决策如果从短期决策来讲,一定是机会主义,一定是相继抉择的,这个没有问题,特别是在我们最近几年,整个经济结构出现更大的扭曲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一个什么呢?实际上是政府权力对市场干预的影响,这个我们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改革的文本写的都很好,思路也很好,但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很多行为与我们这个改革的文本相去甚远,甚至南辕北辙。政府的权力对市场的干预表现在去产能的过程当中,表现在PPP的推广之中,当然也表现在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之中,我指的这个干预是个中性的。我们不需要对它做价值判断,就是这么一个特征,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最大的背景。
我们现在搞政府引导基金也好,或者与政府引导基金合作推广PPP模式也好,无论你搞环保、水务、还是搞医院教育,这些公共服务,还是搞基础设施建设,哪一个不需要跟政府打交道?哪一个不需要跟央企打交道?这是非常大的扭曲,这种扭曲将会影响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整个经济结构健康的改善。甚至说,原来吴敬琏先生他们早在90年代就提出了权贵资本主义,大家感触还不深,当时觉得东南亚才是权贵资本主义。今天我想我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这种权贵资本主义,这也是个中性词。我们做很多投资,做很多业务的时候啊,必须得利用、或者承认这种扭曲的现状。
这里头有没有风险呢?有风险,当然有寻租的风险,你要做非常精巧的切割和产品的设计,才能把政商关系理清楚。你想不想赚这里头的钱,想不想赚这个所谓扭曲的钱呢?想,想你就必须想清楚后边的这个设计切割和这个防火墙。
所以其实我们在最近几年看到的情况是政府权力越来越多地介入市场,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借助政府、央企、地方国企、地方国有金融机构的力量,地方国有金融机构、国有企业也必须借助央企、中央管理的国有金融机构的这种力量。这是一个其实不太好的,或者说很不好的趋势,但是没有办法。
那么我们的企业和投资机构在涉及到此类领域、此类行业、此类模式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一点,这是第一个对策,对此加杠杆赚快钱。
那么举一个例子来讲,现在很多PPP项目,那其实施工方、委托方的杠杆率是非常之高的,大部分施工方都很聪明,我先拿到我施工的钱,把风险留给了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金融机构。这种事能不能做呢?能做,必须得这么做,所以加杠杆赚快钱是可以的,这是第一种方式。当然在过去几年里头,我们看到股票市场、在债券市场其实都是加杠杆赚快钱。
第二个对策是长周期大倍数。这个需要点耐心,需要眼光,这是比较专业的、传统的投资模式。选择有希望的这些行业,因为我们毕竟有一个人口老龄化的基本趋势,毕竟有一个消费升级的趋势,最近大家在已经在讨论三四线城市和农村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它的消费升级问题。着眼于长期,不被经济周期和金融市场的波动所扰动,投资于所谓的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文化旅游等等这些行业。那么享受所谓你专业投资的这种收益,这个周期可能会长一些,但比较稳妥,当然这里面仍然必须走出去。
把中国的产业和国外的产业结合起来,整合起来,把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真正打通。难不难?难啊,但有时候我觉得打通海外市场,特别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海外市场,其实比在国内整合可能可能更容易些。第三个对策其实就是俱乐部模式与中国式投资的这种方式。早餐的时候和几个领导在交流这个问题,中国是一个从农耕文明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这么一个文明,是经过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是一个从大陆国家逐渐的熟悉海洋文明的这么一个国家,我们有很多传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传统的社会的信用体系也好,投资方式也好,其实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出现了很多这种问题。
出现了我们从传统的信用体系到现代市场经济契约体系的这种变化,所以说投资的圈子、俱乐部非常重要,这不是可有可无的,当然有的做的好,有的做的差一点,有的做的粘性高一些,有的时候黏性差一些,但这里面的互信有些不是通过合同文本能体现出来的。有的要通过喝酒,有的要通过其他的方式,就像每一家商业银行背后里头一定有一个对地方政府和大型企业领导人的评估报告或者评估体系。
国开行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评估,就是对他涉及到投资的这些地方的政府主要领导的信用评估。里头甚至还有说这个人能喝一斤,那个人是不喝酒的,这个人只喝茅台,那个人只喝五粮液,那么这是中国式投资的一种方式,而且我觉得这种方式在我们现在实际上仍在向比较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过渡的时候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如果你在一个俱乐部里,你在你在广东创投协会里头出现违约的情况,那会死得很惨的,从此就被列入黑名单,没有人再跟你合作了。而且它的范围已经超出了我们原来乡村的范围,这个宗族长老们对你的评价它的范围已经拓展到全国和全球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种中国式的投资方式可能我们还是要承认和坚持的。
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我最近思考的:三个软约束、三个扭曲、三个失衡和三个对策。
那么从未来股权投资市场这方面来看,我想给大家过一遍我们梳理的基本情况。应该说现在总体上对于股权投资市场泡沫化正在消退,仍然处于一个比较好的阶段,我们总结了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有资金,政府引导基金在最近几年成为重要的力量。2016年是2012年的五倍多。利用政府引导基金也是我们未来在融资当中或者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我们看到国家层面也有两大国有基金,其实我是一直不大主张国家层面搞这些基金,包括政府,但没办法,我们政府政府推动的结果就是这样。那么虽然在融资收紧,但是我还可以搞上市公司加PE。

而且我觉得上市公司加PE这种模式未来可能会进入2.0版本,原来实际上是一种好的融资模式,那未来在上市公司加PE这种模式需要更多的聚焦于什么?就是整个产业的整合、并购、升级。打通产业链的上中下游,过去讲故事的多一些。而且上市公司加PE这个一定是国际国内联动的。要想在二级市场有更高的溢价,随着整个IPO的放开,逐渐的过渡到注册制,整个我们上市公司PE倍数的整体下移,那么这个2.0版本就尤为重要。
光靠讲故事可能真的不行。而且现在从产业整合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确实也非常有必要。那么传统的金融机构也逐渐的深入到PE市场,应该说呢现在融资确实不是问题,金融机构里头有大把的钱,那么这个背景就是我们过去的流动性过剩。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向建信基金在三年以前管理的也不过是百亿级的规模。去年光建设银行委托给它管理的资金多少呢?委外资金3100亿,目前建信基金的管理规模已经超过1.2万亿,可见金融机构钱有多少,金融机构现在才是最着急的,那么银行系现在也登陆到PE市场。
 
很多人否定双创,我倒觉得双创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至少过去几年还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当然这里头骗子也不少,我们VCPE机构受骗的也不少。那么新三板其实为股权投资市场提供了大量的标的。如果新三板市场解决不了所谓第三个交易平台的问题,它至少还是一个公开的PE。至少还有很多企业可以转板。而且新三板的融资功能大家也看到了,其实它的融资功能还是比较好。并购越来越多,并购这个市场大家也知道,在钱多项目少的情况之下,产业整合肯定是以并购的形式来完成。

那么这些案例我不给大家说了。有我们的本地企业美的。中国肯定会经历当年日本这种,就真的是买下全世界。我也不认为中国会步日本的后尘,我们买下了什么什么大楼之后就泡沫了,不会的。因为我们的城市化还没完成,我们有庞大的市场。短期的这些不确定性因素,我觉得问题不大,整个并购的趋势应该还会延续,新三板肯定是未来并购的主战场。
这是几个案例,从产业整合、从升级、从优化财务状况等等这些角度来分析,也有一定的风险。在IPO提速的这个情况之下退出还是非常重要,退出给大家提供通道,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还是靠二级市场推出。那么二级市场的退出未来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整体估值的下移,二级市场在明年或者后年,我们投项目不会是一年两年就很快的退出,考虑到未来几年的情况,那么整体估值下移,那么我们在进入这个项目的时候要充分考虑这种可持续性。那么倒挂是我们最害怕的一种情况。
IPO继续加速。目前来看,解决决堰塞湖的问题应该是个大概率事件。这实际上变相地逐步地过渡到注册制。这里还有扶贫啊东北振兴等等,这个我也不详细说了。最后一个方面,其实我们讲还是要有队伍的,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股权投资市场,我觉得基本上也会经历一个整合的阶段。过去几年,很多这个投资机构实际上可能被迫退出市场。从行业上来看,2016年为VC投资,主要集中在互联网、生物医药、IT、电信、金融、娱乐、传媒、电子等等这些行业。从地域上来看,北京、上海、深圳、浙江、江苏VC的投资额都超过了50亿。
那么VCPE的这种规模其实基本上和这个地区的这个经济发达水平是有关系的,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我看有好多会议,大家如果去西北地区、去东北地区,好多会展中心盖在那儿都没什么人用。那么整体的PE市场实际上进入了一个什么呢?实际上我觉得也进入了一个2.0版本。私募基金管理人相对于去年同比减少了30%。逐渐精品化精华化,整个VCPE市场也经历一个内部的结构调整。
监管也越来越严,要求规范化阳光化。那么这里我介绍几个行业和主题吧,一个是计算机,我们觉得总体估值水平已经比较低了,大家都知道计算机这个行业在过去几年一直是一个调整的态势,围绕这个行业里头其实有很多阿云计算、生物识别、区块链、VR、AR当然最近我看李开复也在讲人工智能是现在实践投资泡沫了。
第二个大的领域还是涉及到高端装备制造,这里我提一点就是我们可能在高端装备制造里头要与整个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相结合。一方面需要开拓市场,另一方面需要输出产能。现在很多企业就是一方面通过央企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另一方面整合制造业的企业给这个市场提供产品,现在很多市场我觉得还是很好的,我们有很多企业,你看在印度非洲做手机,那手机也不是很高端,做得也非常好。那么这里头实际上是需要产业链的这种整合,需要从央企到金融机构再到我们生产链的这个整个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合作。再就是传媒和电子行业。新能源汽车补贴结束了,打击骗补,然后从今年的情况来看,我们觉得专用车可能会成为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领域。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现在才刚开始,存在有泡沫,我们需要找到技术和产业结合的点,把技术产业和市场很好地结合起来,把这个领域作为长周期大倍数投资的一个重要领域。
当然这里头涉及到很多子领域。如语音识别、计算机视觉、包括我们今天用到的科大讯飞,我觉得中国有一批企业确实做了很好的技术创新。当然很可惜,中国这样的企业,像华为、科大讯飞这样的企业凤毛麟角,我觉得一个投资家、一个投资机构最大的成就,应该就是投资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企业,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应该说总体上已经度过了,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机构发展的1.0版本,大家基本上都处于2.0版本,这个时候就像春洪会长讲,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讲一点情怀,用我们手中的资本,用我们手中的这个能力投资出来,哪怕一家或者说我们作为一家伟大企业的重要的投资方,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虚此行。在我们年老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我也希望与大家共勉,与大家在这个方面做更多的交流合作,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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